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和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新就業形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成為吸納就業、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到互聯網營銷師，這些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興職業，以其靈活的工作方式、多樣的工作內容，不僅拓寬了就業渠道，也為廣大勞動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職業選擇。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了“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健全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保制度”“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同步推進戶籍、用人、檔案等服務改革，優化創業促進就業政策環境，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等方向性的制度方案設計，但具體怎么做，還需要探索。
近日，《人民政協報》民生·民意版特別聚焦關注“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同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編者
人民政協報：今年全國兩會上，您繼續關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帶來了《關于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商事主體資格認定的提案》，這件提案的背后基于您的哪些調查發現？您認為當前新就業形態在發展過程中主要遇到了哪些挑戰？
楊暉：云賬戶是一家線上人力資源服務公司，我們服務全國1億多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1億個家庭參與到靈活就業，打工、掙錢、過好日子，背后反映的是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落實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服務新就業形態發展，今天來看，就是新型生產關系下怎么服務好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們的就業以及更美好的未來。
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中，新就業形態也面臨很多有爭議且敏感的問題，比如我在提案中提到的勞動者商事主體資格認定問題。我們從服務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實踐中觀察到，很多勞動者沒有固定收入，自己還要投入一些設備、工具，做一些運營或推廣，可能獲得收益，也可能虧本，例如視頻創作者、網約車司機等，他們要自己購買或租賃拍攝設備、運營車輛，再進行創作、提供服務，收入多少并不固定，掙多掙少要看自己經營如何。但這些勞動者往往沒有經營主體身份，只是普通勞動者，他們也希望同等地享受國家相關扶持優惠政策，這直接關系到他們最終到手的收入有多少。
除了剛才談到的問題，新就業形態的發展還涉及方方面面的內容，比如勞動關系認定問題、收入性質劃分問題等。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需要構建與新就業形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完善相應制度體系，更好服務億萬勞動者就業創業。
人民政協報：在您看來，新就業形態如何認定？它與傳統就業形態的主要區別是什么？
楊暉：在今天數字經濟時代，“上班”有了更豐富的含義，過去我們要每天打卡，在工位上干活，但現在，對很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來說，不需要每天去打卡了，在哪干活都行，咖啡廳、公園、家里，他可以根據自己的職業和興趣自由選擇、靈活工作。除了形式上的變化外，很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沒有固定工資，就像創業一樣，自己對自己負責，想有收入就要自己想辦法、先投入，比如說我們平常刷短視頻，很多博主要自己花錢準備服裝道具等，很有可能花了很多心思，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但觀眾不買賬沒人看，就賺不到錢，還會虧本，這是今天新就業形態和傳統就業形態的主要區別。
人民政協報：在您看來，哪些因素推動了新就業形態的發展？
楊暉：新就業形態發展迅速的因素有很多。一是經濟形勢的變化。在國際局勢復雜，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大背景下，我國經營主體經營承壓，為了降成本而選擇靈活用工、減少長期崗位，一部分勞動者轉向新就業形態自謀出路解決就業。二是社會發展程度提升。我國社會秩序和諧穩定，人民群眾普遍更有安全感，社會越來越包容，勞動者沒有了后顧之憂，更有信心也更敢于從事更自由的新就業形態。三是中國人民有著勤勞奮斗的底色。近年來，我國加入靈活就業的勞動者增多，自力更生是我國人民群眾骨子里的韌性。四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以來，我國經濟實力迅速提高、綜合國力極大增強，在很多領域已處于領先地位。先發展也會先遇到各種問題，過程中勞動者看待“上班”的觀念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朝九晚五”不再是唯一選擇，同時低空經濟、物流、新零售、視頻直播等行業發展，也催生了更多新就業形態場景。
人民政協報：您怎樣看待新就業形態的價值？
楊暉：吸納就業關鍵是勞動者有活干，經濟增長關鍵是經營主體要活躍。從勞動者角度看，從事靈活就業主要源于兩種情況，一是沒有長期就業機會，二是長期就業收入沒有達到預期、需要從事第二職業增加收入。從經營主體角度看，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經營主體面對經營壓力，保運轉壓縮成本面臨兩種選擇，減少用工人數或者降低用工單人成本。保就業不能減人數，降單人成本就成了唯一路徑。越來越多的經營主體通過提供靈活就業崗位，并減少對勞動者約束來降低單人成本。新就業形態讓更多經營主體有能力承載并雇傭更多勞動者，用適合的生產關系組織、發展適合的生產力，讓更多適格的勞動者干更多適格的工作，這就是新就業形態吸納就業的作用。同時，經營主體選擇靈活用工還需要負起責任。靈活用工的新就業形態能夠讓更多經營主體降成本、持續經營，長期來看更敢于投資、擴大再生產，根本上也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無論是長期就業還是靈活就業，都能讓勞動者有活干、有收入、敢消費，經濟循環就會更加暢通，產生更多需求，經濟增長就會更有動力。
人民政協報：引導和支持新就業形態的發展，您有怎樣的建議？
楊暉：一方面，要讓更多勞動者放心大膽地選擇新就業形態，比如，在相關法律法規中擴大正列舉方式，明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從事的哪些是生產經營活動，擴大認定范圍，增強勞動者積極性。另一方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我認為要先有就業，再談其他，崗位充足、選擇多元是對勞動者的最大保護，也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的“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體現，崗位由經營主體提供，保護勞動者的就業權促進更加充分的就業，根本上是要充分保護經營主體的發展權，比如財政、金融、市場監管等部門同向發力，從長遠視角做好經濟政策、監管制度頂層設計和適配，鼓勵企業光明正大地使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減少機制、觀念等有形無形的束縛，避免因成本負擔重而導致的不敢用或者偷偷摸摸用的情況。
人民政協報：技術進步（如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會如何影響新就業形態的發展？
楊暉：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進步對于就業提質擴容非常重要，也正是技術進步，才產生了新就業形態。比如，以前做營銷，主要是銷售員線下推廣，現在很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通過互聯網、短視頻平臺等進行營銷，只要一部手機就能接單干活，不少勞動者在家就能實現就業，這些都是數字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也正是中國經濟光明論的有力注腳。隨著人們對社會進步的期待、對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期待持續增強，未來會有更多新的場景出現，有更多場景就會有更多就業。比如，今天有外賣、快遞等行業，吸納了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未來技術不斷發展，圍繞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也會產生更多新的場景和需求，進而產生更多新的就業機會。我們也期待著，隨著技術不斷進步，會帶來更加高效、智能的生產方式，會有更多人從中發現機會，主動從現有組織形式中跳出來，去嘗試新的行業和工作崗位，也讓新就業形態發展更多元，人民群眾未來的生活更加美好。
人民政協報：政策制定者和企業應如何滿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對公平正義新期待？
楊暉：靈活就業已成為常態的就業形態，未來數十年或更久與長期就業并存并重。靈活就業發展中也產生了一些爭議和敏感問題，比如靈活就業是不是沖擊了長期就業，能不能給予二者同等地位和同等對待。回應這一公平正義問題，要穿透現象和形式看本質，特別是在法律持續完善過程中，具體依據還沒有明確，要從根本上看立法本意，堅決打擊該打擊的、保護該保護的，實現相同業務相同政策。去年和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對我的提案分別回函，去年明確了“事實優先”的勞動關系認定原則，今年再次強調“據實認定”法律關系的原則，都要求按經濟活動實質進行認定。比如，重點審查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勞動管理和從屬性勞動，如果企業與個體工商戶背后的自然人之間不具有“管理一從屬”關系，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就以個體工商戶名義享有民法平等保護和有關政策保障。同時要穿透任何包裝套路看本質，杜絕“去勞動關系化”規避用工責任，使真正的新就業形態得到保護，實現更具包容性和廣泛性的公平正義。
津公網備案：12019202000211
